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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红筹架构以及关于37号文登记的若干实务操作问题

作者:小编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9-20 10:25:21
摘要:● 中国公司赴境外上市需要获得证监会的批准●境内市场要求比较高概念● 以业务范围为标准--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大部分盈利和业务在中国大陆● 以权益所属地为标准--上市公司大部分股东权益来自大陆或者具有大陆背景种类● 小红筹:境内个人控制、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且在海外上市;民营企业上市
什么是红筹架构以及关于37号文登记的若干实务操作问题


什么是红筹架构?


简介红筹架构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私募交易架构。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使用红筹架构,2003年中国证监会取消对红筹上市的境内审查程序后直接刺激了红筹模式的广泛使用,直至2006年8月商务部等6部委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10号令")为止,红筹架构是跨境私募与海外上市的首选架构。之前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低迷,上市指标管理,部分国内企业寻求国外上市所采用的私募结构叫做红筹架构。改制结束的这类公司就叫红筹架构公司(一般指还没有公开上市的公司)。简单讲就是主要业务、利润来源可能还是在国内,但是利润最终归属方变成了外国公司,方便引进国外私募、上市。

使用红筹架构的私募股权投资,先由国内公司的创始股东在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设立离岸公司(法律上称为"特殊目的公司"),然后利用这家离岸公司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境内权益,最后以该离岸公司为融资平台发售优先股或者可转股贷款给基金进行私募融资,乃至最终实现该离岸公司的海外上市,也称为红筹上市。

● 中国公司赴境外上市需要获得证监会的批准(难以获得)

●境内市场要求比较高(盈利标准)

概念

● 以业务范围为标准--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大部分盈利和业务在中国大陆

● 以权益所属地为标准--上市公司大部分股东权益来自大陆或者具有大陆背景

种类

● 小红筹:境内个人控制、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且在海外上市;民营企业上市的通常途径

● 大红筹:境内法人控制的海外公司且在海外上市,通常情况下为国有企业(需获得证监会审批)

2

基本模式

直接持股模式


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


3

红筹回归后的基本架构

中外合资公司模式

模式说明:

① 投资人将作为外资股东在上市主体中持有权益,多数接受外资背景基金投资的公司都选择该模式;

②创始人(或者与部分管理人员共同)作为境内股东在上市主体中持有权益;

③上市主体为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中的目标公司为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特点:

①对具有外资背景的投资人而言,这种架构较为适合投资人可能无其他适合的境内实体或者合资公司的架构有利于资金出入境;

②不利之处在于可能受到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

③存在继续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的税收优惠的可能。

内资公司模式

模式说明:

①投资人将完全退出或选择合适的境内关联主体作为境内股东与创始人一起在境内持有权益;

②上市主体即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中的目标公司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

特点:

①全体股东需有合适的境内实体;

②资金的进出境可能存在障碍;

③不受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

第二部分、红筹架构境外部分拆除

1

直接持股模式下境外架构的拆除

操作方案

①创始人购买香港公司持有WFOE的股权和(或)增资进WFOE;开曼公司回购创始人的股权;

②由于证监会要求股权结构简单清晰,境外投资人与WFOE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得有多层架构安排,开曼公司需要回购投资人的股权,投资人用回购价款购买香港公司持有WFOE的股权和(或)增资进WFOE。将开曼公司以及香港公司重组至架构外。涉及多家投资人的,可以保留一层境外结构;

③如境外投资人完全退出或选择合适的境内关联主体作为境内股东与创始人一起在境内持有权益,WFOE将变更为内资公司。

直接持股模式下

境外架构的拆除(续):

操作结果

①在继续保留境外投资的人情况下,按照上述操作方案完成后架构如上图所示;

②投资人将作为外资股东在上市主体中持有权益;

③创始人作为境内股东在上市主体中持有权益。

操作结果

①如境外投资人完全退出或选择合适的境内关联主体作为境内股东与创始人一起在境内持有权益,按照上述操作方案后完成后架构如上图所示;

②境内投资人将作为境内股东在上市主体中持有权益;

③创始人作为境内股东在上市主题中持有权益。

2

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模式)下的境外架构的拆除


操作方案

①在开曼公司有足够美元的情况下,开曼公司可以以其自有的美元资金回购投资人的股权,投资人实现退出;

②开曼公司没有足够美元的情况下:

●创始人或者境内其他投资人以境内人民币投资于VIE公司。VIE公司收购WFOE100%股权,香港公司将VIE公司支付的对价分红到开曼公司,并有开满公司支付投资人作为回购价款。

●VIE公司购买WFOE的资产,WFOE通过分红或清算的方式将回购价款回流到开曼公司,并有开曼公司支付投资人作为回购价款。

●创始人或境内其他投资人直接以较高价格购买WFOE股权,以较低价格入股VIE公司,WFOE注销。

●创始人利用其与WFOE的借款协议将钱还给WFOE。各种方式可以视需求一并使用。

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模式)下

境外架构的拆除(续):


操作结果

如VIE公司收购WFOE股权,香港公司将VIE公司支付的对价分红到开曼公司,并有开曼公司支付投资人作为回购价款,境外投资人退出。按照上述操作方案完成后架构如上图所示。


操作结果

如VIE公司购买WFOE的资产,WFOE通过分红或清算的方式将回购价款回流到开曼公司,并由开曼公司支付投资人作为回购价款,境外投资人退出。按照上述操作方案完成后架构如上图所示。


操作结果

如果创始人或者境内其他投资人直接以较高价格购买WFOE股权,以较低价格入股VIE公司,WFOE注销。按照上述操作方案完成后架构如上图所示。

折叠

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最关键的一步为将境内企业的控制权转移至境外的拟上市公司体系中,俗称搭建红筹架构。

自商务部等六部委于2006年8月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文”)以来,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搭建红筹架构从而规避监管部门对于关联并购的审批,几乎已经成了惯用套路,10号文也几乎变成了无牙的老虎。

然而,随着近来国家政策的变化,关联并购审批尺度逐渐收紧,国家外汇管制也日益趋严。在管控全方位加强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如果想搭建红筹架构实现境外上市目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者特殊注意事项呢?本文拟梳理出目前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尝试从实务的角度一一进行拆解。

出于本文论述之目的,本文所提及的境内实体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一、传统的“两步走”模式

1、红筹架构与10号文

2006年8月,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10号文。10号文第十一条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即同一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的境外公司直接收购境内运营实体,或者同一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的境外公司通过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而后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收购其境内运营实体,都属于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关联并购行为,应报商务部审批(具体交易结构参见下图所示)。但是,在实务操作当中,商务部迄今为止并未审批通过一例关联并购业务。




2、“正面突破”改“绕道而行”

为绕开商务部门对关联并购审批的方式,实现境内权益向境外的转移,近年来“两步走”的模式便成为红筹架构搭建的主要路径。

商务部外资司于2008年12月下发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指引手册》(以下简称“《指引手册》”)规定:“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向外方转让股权,不参照并购规定(10号文)。不论中外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论外方是原有股东还是新进投资者。并购的标的公司只包括内资企业。” 10号文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此规定,10号文第十一条所述的境外投资者并购境内关联企业若为外商投资企业,则不再适用10号文规定,也无须报商务部门审批。因此,境内运营实体通过引入外国投资者从而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第一步),再由境外企业来全面收购该中外合资企业成为外商独资企业(第二步)则可成功绕道商务部实现境内权益出境。

二、“两步走”方案的现时困局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16年第3号,以下简称“《外资企业备案办法》”)的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之股权变更事项,在变更事项发生后30日内通过综合管理系统在线填报和提交相关文件,办理变更备案手续。因此,在“两步走”操作中,“第一步”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以及“第二步”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两个环节,均需要在商务部的综合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申请。

然而,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从笔者亲办的项目经历以及和其他同行们交流的经验来看,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突然收紧了对“两步走”的审批尺度,具体表现为:

(1)穿透核查最终股东。以往申请商委备案时仅需要披露股权并购双方的信息,但现在可能被要求追溯披露至并购双方最终股东,如果并购双方最终股东为同一人的,则将不予通过备案。

(2)关注外国投资者的比例或关联性。外国投资者并购内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小于或等于5%,或者外国投资者与内资公司的业务在商业上没有关联性,此时即使第一步内资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时可以通过备案,但是在第二步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时,如果当地商务主管机关审查发现原外国投资者比例过小或没有业务关联性,很有可能会以此为由被当地商务主管机关认定为规避关联并购而不予备案;

(3)考察商业合理性。部分项目在搭建红筹架构时,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导致商务主管部门认定交易缺乏商业逻辑,是为了故意规避关联并购,从而不予备案,也有部分商务机关会要求“两步走”的第一步及第二步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以满足一定的商业合理性(根据笔者在深圳地区、上海地区的操作经验,商务主管部门通常会要求间隔6个月以上再重新在综合管理系统中填报申请。但当笔者征询间隔6个月以上是否一定可以备案通过,主管部门答案不置可否)。

基于上述情况,传统搭建红筹架构的“两步走”在部分地区很有可能无法走通,因此,在实务操作中不得不思考新的方案以规避10号文。

三、现行红筹架构搭建的可行方案

1

由香港公司设立夹层WFOE后收购境内运营实体

通常而言,谨慎起见,建议仍然保留传统的“第一步”,即先引入一位境外投资者,将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在“第二步”走的时候增加一个环节,即由香港公司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夹层WFOE”),并由该夹层WFOE收购中外合资企业(创新“第二步”)。



由于传统的“第二步”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时,需要在当地商务主管机关综合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申请,追溯披露股权并购双方的最终控股股东身份;但在创新“第二步”的方案下,若由夹层WFOE收购中外合资企业,则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企业(登记为内资企业),此时按照商务备案系统填报的要求无需披露并购双方的信息,更无需层层追溯至并购双方的最终股东,仅需要在系统上将境内实体公司企业性质由中外合资企业申请变更为内资企业即可。

至于将夹层WFOE设立在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暂时未收紧关联并购审核的地区),笔者倒认为从解决关联并购的角度,地点选择意义不大。因为方案需要绕开的是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

2

配偶(或直系亲属)取得境外身份

由于10号文第十一条所限定的适用主体为“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因此,如果境内运营实体公司的股东为境外身份,则可以不予适用10号文规定。在传统“两步走”大行其道的同期,相当多的案例是由大股东变更国籍身份,从而绕开关联并购审批。如2012年11月13日上市的旭辉控股集团,其几位控股股东先分别取得了境外国籍,然后再通过设立海外架构在境内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并以该外商独资企业来收购境内运营实体,从而完成红筹架构的搭建。再如2018年9月26日上市的海底捞,其控股股东张勇等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Haidilao Singapore在境内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并由此来收购境内的运营实体,从而完成红筹架构的搭建。

然而,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大股东变更国籍身份,亦会带来诸多不便。中国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取得境外国籍身份意味这该股东必须放弃中国的国籍,如果该股东同时还于中国境内持有其他产业的情况下,变更国籍身份可能会给其将来的运营及资本运作带来障碍。那么在此情况下,如果大股东保留中国国籍,利用该股东的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的境外国籍身份,是否可行?即,由该股东的拥有境外身份的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在中国境外设立系列公司(以下简称“亲属海外公司”),大股东在海外公司中并不实际持股,然后以亲属海外公司收购大股东于境内的运营实体公司。



在这一方案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能否通过关联并购审核;其次需要论证实际控制人是否构成变更。

从10号文第十一条的条文解释来看,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都构成关联并购。因此,严格意义上,只要该名大股东能够控制亲属海外公司,即使大股东未在亲属海外公司中实际持有股份,则都无法绕开关联并购审核。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商务备案系统仅要求追溯披露股权并购双方最终控股股东的信息,如果最终控股股东并非同一人的,仅要求披露名称、注册地、出资额及权益比例,并未要求披露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同时,笔者也电话咨询了上海市商务主管部门,其明确答复,商委备案系统中确实不要求提供并购双方最终控股股东的关系。即使最终控股股东为亲属关系,或者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的,只要穿透到最终的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主体,就不属于关联并购。如此,就给绕开关联并购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解决了关联并购的问题之后,接下来要分析实际控制人变更问题。通常而言,为了实现境外上市之目的,运营实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允许变更的。例如,香港联交所《主板规则》8.05(1)(c)/8.05(2)(c)/8.05(3)条要求是“至少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维持不变”, 《GEM上市规则》11.12A(2)条要求是“申请人在刊发上市文件前的完整财政年度及至上市日期为止的整段期间,其拥有权及控制权必须维持不变”,对于生物科技公司在指引信GL92-18要求是“联交所评估申请人是否适合上市时,会检视其在上市申请日期前12个月内的拥有权可曾变动”。可是为了绕开关联并购审核,大股东在亲属海外公司中并不实际持有股权,亲属海外公司并购境内运营实体公司,是否造成了运营实体公司控制权变更呢?

根据香港联交所指引信GL89-16,“联交所有权根据个案事实和情况将任何股东视为拟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一组控股股东。”例如,作为拟上市公司股东的夫妻双方(如下图配偶A与配偶B所示)有可能被联交所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在例4中,虽然配偶B并非单独有权行使上市申请人股东大会30%或以上的投票权而不符合上市申请人「控股股东」的定义,联交所仍会基于配偶A及配偶B作为配偶的关系而假定二人为一组控股股东。如配偶B认为其并非此组控股股东的一员,上市申请人应提交详细资料反驳此假定。除非联交所接纳此反驳,配偶B应在上市文件中披露为控股股东。联交所对所有互为「紧密联系人」(定义见《主板规则》第1.01条(《创业板规则》第1.01条))的股东均应用此同一假定。

另外,若夫妻一方未直接持有拟上市公司股权,但双方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以保证了另一方对拟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联交所也可能会认定夫妻双方都为控股股东。例如2016年11月01日上市的周黑鸭,实际控制人周富裕先生将其持有的境内公司权益转让予由其妻子唐建芳女士(于2015年1月成为瓦努阿图共和国永久居民)通过搭建海外架构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达到规避关联并购审核。在该上市案例当中,实际控制人周富裕先生在公司重组后并无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权,但其通过与其妻子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来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除了通过大股东拥有境外身份的配偶搭建红筹架构来规避关联并购实现海外上市,通过其拥有境外身份的直系亲属(如儿女、父母)以设立家族信托的方式也能够达到上述效果。




例如,于2011年11月02日上市的宝信汽车,其实际控制人杨爱华将境内运营实体公司股权转让予其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女儿杨女士在境外设立的公司系列架构,并由杨女士设立家族信托(持有上市公司72.88%的股权),通过家族信托契约约定,杨爱华作为该信托的受益人及保护人。根据招股书披露,家族信托受托人仅可在保护人杨爱华先生的同意下行使若干酌情权,包括:(i)厘定终止家族信托的日期;(ii)更改家族信托的规管法律;(iii)向受益人指派收入;(iv)于家族信托终结时向受益人指派资金及收入;(v)一般指派及预付权;(vi)排除受益人;(vii)增添受益人;(viii)更改信托权力及家族信托的条文。由此可见,全权信托的保护人对信托具有全面的控制权,招股书中将杨爱华认定为控股股东。由此,家族信托安排既保证了实际控制人的连续性,同时也利用亲属的外国国籍规避了10号文关联并购的审查。

再如2018年11月22日申请香港上市的万创国际,实际控制人汪明来将其控制的境内运营实体泉山湖置业通过换股的形式,转让予其拥有几内亚比绍国籍的儿子汪磊搭建的海外架构所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万创未来,汪磊随即将海外控股公司股权以馈赠的形式转让予由汪明来作为财产授予人以及保护人而设立的全权信托,以此完成红筹架构的搭建。

当然,从稳妥的角度考虑,也可先采取传统的“第一步”走,将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之后,再进行亲属海外公司并购;同时,也可考虑与当地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口头访谈,确认此种操作不违反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的并购监管政策,为方案的合法性、可行性增加几重保险。

关联并购审核收紧是新形势,目前我们还未看到尺度收紧之后红筹架构公司于境外成功上市的案例,且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管尺度尚在不断调整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最新情况,并及时总结相关经验与各位分享。

上周,向香港联交所递表申请上市的企业共计4家,其中有3家企业的主要经营实体在中国境内,上市方式主要包括搭建红筹架构、H股。具体上市信息汇总如下:

1.上市基本信息


2.中介机构聘请情况


3.报告期内的除税前净利润情况


内地企业于香港上市均绕不开搭建红筹架构,都涉及办理37号登记。37号文,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由外汇管理局于2014年7月14日发布,该文所规定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普遍被简称为“37号文登记”。自从办理登记的权利下放至银行之后,每家银行的办理要求均存在差异。笔者将结合政策规定以及实务经验,以求简单梳理总结。

1、香港上市中什么情况下涉及办理37号文登记?

以H股方式上市时,境内股东的持股不发生改变,亦不涉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重组步骤,而不涉及办理37号文登记。而在香港上市红筹架构的搭建过程中,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即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取得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被界定为“返程投资”,需办理37号文登记。

如不办理登记,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和权益变现所得将难以调回境内使用,而且,影响WFOE与境外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的合法性,可能会对公司境外上市造成障碍。

另外,在外汇管理逐渐趋严的态势下,如果银行层层追及发现境内个人股东(甚至持股比例非常小)通过境外架构持股未办理37号文登记的,境内实体公司不能办理任何股权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手续。

2、在哪里办理37号文登记?

根据2014年发布的37号文,该项登记办理机构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支机构,但自外汇管理局于2015年6月1日颁布《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13号文”)后,37号文登记的受理权力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支机构下放至境内实体资产或权益所在地的本地银行。实际操作中,以境内企业注册地银行为办理机构,如有多家境内企业且所在地不一致时,则可以在主要企业注册地银行集中办理。

3、何时办理37号文登记?

境内居民个人办理37号文登记之前,可在境外先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但除支付公司注册费用外,不得发生其他出资(含境外出资)行为,否则按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处理,可能需要交纳罚款、出具说明函详细说明理由,由相关外汇局按照个案业务集体审议制度审核办理补登记。

由此可见,37号文登记需在“出资”之前完成。该等“出资”不能以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出资概念来理解,在搭红筹架构中,境内外架构的连接,即设立WFOE或境内运营实体变更为WFOE即视为出资完成。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有些银行要求在境内实体公司完成“第一步”走(关于搭建传统外资架构的“两步走”方案,请参见本公众号往期文章“监管趋严 红筹架构如何应变”),即引入外商投资者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之前,必须完成37号文登记。因此,究竟何时完成37号文登记,建议各企业与拟登记银行提前沟通确认。

4、如何办理37号文登记?


落到实处,37号文登记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协助申请人准备、整理全套申请材料,并根据银行经办人员的反馈修改材料,直到办理银行审核通过,在《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上加盖银行业务专用章并在外汇局系统填报相关信息,最终出具《业务登记凭证》。

37号文中载明办理登记所需提交的包括:申请书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境内居民身份证、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注册文件、境内企业同意境外投融资的股东会决议、境内居民个人持有拟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等。

看似要求并不复杂,为何37号文登记仍被视为企业上市工作进程中一块难啃的骨头呢?其中银行审核要求不清晰且各地各银行的要求都不尽相同导致申请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根据笔者在深圳某家银行办理37号文登记的经验,申请文件的准备需关注如下要点:

1) 申请书。

申请书需对申请人、境内企业、境内特殊目的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对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安排进行说明,并对境外后续融资安排,融资资金使用计划及调回安排进行规划。

申请人简介处应写明申请人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已经确定境外投资人的,还需说明境外投资方背景和投资意向证明。对返程投资安排应分步说明重组过程,正在进行的香港上市计划,需注明已对接的券商、律所,以及上市的最新进度及预计上市时间。


涉及多人共同申请的,可共用同一份申请书,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单独填写。

2) 境内居民个人持有拟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

需提供境内公司营业执照、盖有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查询章的章程、加盖公章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境内个人股东不能有质押)。

3) 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注册文件。

包括特殊目的公司的注册证书、股票证书、股东名册。

4) 其他文件。

除了37号文要求的资料外,银行额外要求提供一份详尽的商业计划书,与境外投资方签署的投融资协议或投资意向书,企业为香港上市聘请保荐人、律师的聘用合同,申请人的承诺函等资料。

5) 文件形式要求。

上述文件银行在接收申请时都需要核验原件,要求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特殊目的公司的登记注册文件原件一般都不在境内保管,因此需注意提前安排邮寄。

5、37号文登记的其他问题

1) 是否每一名境内股东都要单独设立一家特殊目的公司,单独办理37号文登记?

首次登记后,若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现任何重大变更需及时办理37号文变更登记手续。境内居民个人只为直接设立或控制的(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办理登记,特殊目的公司持有的开曼公司股权发生变化(即第二层变化)则无需变更登记。正因如此,搭建红筹架构时每位创始人都会单独设立一家海外持股公司,以避免当其他创始人的持股发生变化时,都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繁琐程序。

2) 境外信托的受益人是否需要做37号文登记?

37号文中“控制”,是指境内居民通过收购、信托、代持、投票权、回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取得特殊目的公司的经营权、收益权或者决策权。虽然从法规的字面意义上理解,通过信托取得特殊目的公司的经营权、收益权或者决策权仍属于应当办理37号文登记的情形,但实践中以信托结构办理37号文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障碍,需要与当地外管部门进行沟通。

3) 员工股权或期权激励计划如何办理外汇登记?

37号文规定,员工获得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股权或期权激励的,相关境内居民个人可以在行权前申请办理37号文登记。但在实践操作中,因为员工持股比较复杂,不确定性比较大,因此外管局对于员工持股的外汇登记比较谨慎。变通的做法是:如果员工人数不多的,则由大股东代员工持股;或者由员工先在境内实体公司持股,再作为创始人身份随同大股东一并办理37号文登记。但在第二种方案下,有些银行要求创始人必须在境内实体公司持股一年以上才可办理37号文登记,否则不予办理。因此还需提前与拟登记银行提前沟通。

至于期权计划的外汇登记,银行均不予办理。那么,企业“授予期权”是否需要办理登记呢?根据笔者办案经验,此取决于各地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态度。大部分地区(例如深圳、上海等地)授予期权本身不需要办理登记;但有些地区(例如江苏苏州)外汇管理部门认为,虽然尚未行权,但授予期权的行为让员工获得了相关境外权益,也需要办理登记。在此情况下,很多企业都选择上市后对员工予以激励,届时则根据《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文章系网络转载和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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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开户、海外公司注册、香港公司收购及转让、香港律师公证、香港商标注册、香港公司做账审计、香港金融牌照申请,投资移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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